今天我们推荐两部值得细读的金融书籍——《以交易为生》和《经济学家的人生》。
关键词：
荐书交易 经济学
荐书1：以交易为生（原书第2版）
原书名：The New Trading for ALiving
一句话卖点：20年间，这本书有了什么变化，是什么让这本书从240页变为360页？全彩印刷、全新的交易案例、全新的分析工具，以市场指标替代股市指标，让本书的交易方法更有普适性，将股市指标与心理指标进行了全面整合。
星级：★★★★★
ISBN：978-7-111-56972-5
作者：［美］亚历山大·埃尔德( Alexander Elder)
译者：熊振华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7.8
定价：75.00元
页数：372页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入库时间：2017年8月1日
◆编辑推荐 ◆
20年间，这本书有了什么变化，是什么让这本书从240页变为360页？全彩印刷、全新的交易案例、全新的分析工具，以市场指标替代股市指标，让本书的交易方法更有普适性，将股市指标与心理指标进行了全面整合。
◆内容简介 ◆
新增了什么？
新增一章阐述各大市场交易工具。让本书的方法与理念在期货、外汇、ETF市场也能有效适用，还着重分析了股票市场交易的特殊性原则。
新增一章介绍交易中实践细则。在选择交易时机、设定交易止损与交易盈利目标、判断交易机会优劣上给了一个投资老兵的实践建议，干货满满。
新增一章介绍交易日志与交易计划的完美模板。让投资者有据可循，清醒认识自己的交易结果，不会胡子眉毛一把抓。
有没有这样一种工作，让你米兰平台可以在全球任何一个地方生活、工作，可以对日常事务充耳不闻，可以不理会任何人、享受人生充分的自由？
这是真正的投资交易员的生活方式，但是这份职业的另一面是，你会经历市场起伏的腥风血雨，你需要强大的心理自控能力，你要对市场有充分的洞察力。你要熟练掌握各种投资的指标与技巧，像一名沉着冷静的将军一样，在资金的战场上坐怀不乱，沉着冷静地调动你的资金，稳健获取投资战争的胜利。
这就是以交易为生的真谛。
本书之所以几十年经久不衰，是因为对于投机入门者来说，这本书的语言更浅显易懂，作者以心理的视角剖析了我们身为普通投资者的交易心理弱点，同时又为我们设计了一套有效的工具来理性面对分析市场。用无数深入浅出的例子，揭示了交易纪律、交易系统、交易风险、资金管理、交易日志这些交易者的必备武器。
而不同于很多交易大师，作者是一名诚实的普通交易者，他毫无保留地向我们揭示了投机交易世界的真相。
阅读本书，能给你一个真实的交易世界。
◆作者简介 ◆
亚历山大·埃尔德
（Alexander Elder）
医学博士、交易专家和交易者导师，著书十余本，其中《以交易为生》被众多交易员誉为现代交易经典之作。
埃尔德博士出生于列宁格勒，在爱沙尼亚长大，16岁时在爱沙尼亚学习医学，23岁时成为船上医护工作者，后收到美国的政治避难函后随船前往美国，曾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心理学课程。
埃尔德博士对交易心理有独到的研究，他是全球领先的交易专家，他的书籍、文章和观点多数已经出版，他本人的多次交易也出现在本书中。
埃尔德博士是交易训练营的发起人，该训练营专门为交易者开展交易培训。他也是Spike集团的创始人，其成员都是专业和准专业的交易者。Spike集团成员之间每周分享自己看好的股票以争得奖金。
埃尔德博士目前还在交易，并为交易者组织在线会议，他是广受欢迎的会议演讲者。
◆前言◆
《以交易为生》最早出版于1993年，并畅销国内外。由于朋友间的互相推荐或是交易公司对新员工的内部培训需要，这本书直至现在依旧位于许多阅读清单的前列。这些年来，我一直拒绝修订这本书，因为我喜欢它的内在逻辑，并对其深信不疑。过去我一边做交易，一边旅行，写了些其他的书，也教了一些课，一晃时间已过21年。为了让我这些年学到的新技术和教训，能对大家有所助益，我答应修订这本深受欢迎的书。
我的挚交卢·泰勒（Lou Taylor），曾经开玩笑道：“如果我每年能增加0.5%的智商，到我死去那一天，我将变成一个天才。”修订《以交易为生》这本书，让我感觉自己重返青春。
在计划这次修订工作时，我想起了位于奥地利维也纳的一座叫“储气罐”的建筑综合体。它是1927年，由奥地利的砖匠修建的。其核心是一个多层储气罐。当现代科技的进步令大型储气罐被淘汰后，建筑师们将这座建筑改建成了现代化的公寓。他们在墙上打出了巨大的开口，构造出宽阔的视野，装上了地板和电梯，还加上了带有封闭玻璃幕墙的阁楼。我曾在其中的一个公寓住过一段时间，当时就有一种念头——我的新书也要像它一样，将老技术与新技术和谐相融。
在开始阅读此书前，请先问问自己：为了成为一位成功的交易者，你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个步骤是什么。
心理学很重要。在《以交易为生》第1版的写作过程中，我已经积极地将心理学实践融入其中，因此心理学部分可以说是历经时间的检验。新一版中，我对这一部分只做了寥寥的修正。
技术分析也很重要。但要记住，当我们看图表时，我们仅需分析五种数据——开盘价、最高价、最低价、收盘价和成交量。在这五种数据之上，再堆加大量指标和图形只会徒增困扰。大道至简，如果你已经读过《以交易为生》第1版，你将看到我减少了技术章节的内容。与此同时，我增加了一些新的章节专门讲新工具——尤其是动力系统（impulse system）。我也增加了一些关于止损、止盈和其他实践细节的内容。
由于金融市场是风险的温床，因此资金管理极为重要。这也是第1版中最薄弱的环节，因此在本书中我便完全重写了这一部分。风险控制的众多工具中，我将向你介绍的是控制风险的“铁三角”。
心理学、交易技巧和资金管理是成功的三个支柱，但还有第四个要素将它们结合起来，那就是——“交易记录”。
保持良好的交易记录习惯，能帮助你从自己的经验中成长进步。它帮助你打破总是小赚大亏的恶性循环（就像是在滚筒中奔跑的松鼠，虽然大汗淋漓、紧张劳累，但其实是在原地踏步）。保持良好的交易记录习惯，将使你成为自己的老师，进而成为一个更加优秀的交易者。我会在本书中展示几种需要保存的交易记录，并分享几份我自己的交易日记。
如果你是一个新读者，那么欢迎开始进入学习交易的旅程。如果你已经读过《以交易为生》第1版，那么我希望，你能发现，这本新书比第1版聪明了20年。
亚历山大·埃尔德博士
纽约，佛蒙特州
2014年
荐书2：经济学家的人生
导言
E.罗伊·温特劳布 艾佛林·L.佛哥特
在非学术性书店里，传记和自传几乎和浪漫小说或神秘小说一样随处可见。人们似乎乐于了解其他人的生活，这或许可以让他们把自己的生活投射到传记主人的人生当中，或者去想想如果非富即贵的人生该怎么度过。不过，在更为专业的领域里，比如科学史，传记就必须力争才能得到一席之地了。如果科学史的主人公所树立的形象已经在启蒙的事业中为科学争得了一席之地，那么，我们主要关心的事情就是去就科学知识的发展进行解释和文本化就可以了：一个个体科学家的生活只在其知识产品与之后持续的重要影响有其关联这个层面才有意义。如果科学知识的增长与具体的科学团体和机构密切相关，那么，个人就必然会逐渐隐没在这种社会史的大背景中去了。然而，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里，的确出现了一股转向个人的风潮，了解知识产生的具体环境——在诸多学科中为学者们所广泛共享的立场——已经大大打消了人们对科学史中传记和生平写作的疑虑。个人在科学中表达他们对生活的态度，而他们的科学研究也是他们生活的表达。正如历史学家玛丽·特劳尔（Mary Terrall）（2006,米兰网页版313）所注意到的那样，“历史学家从历史的隐蔽之处变魔术一般地构建历史形象，他们的手法或与小说家不同，或者说使用的技术手段不同，但是本质却无差别。从各种资料证据中重新拣选、重新构建，撰写个人的生平，也就意味着在通过其参与者的生活体验撰写科学本身。将那些尘封已久的信件打开，去搜寻那些驱使我们去研究的‘易变而又感性的力量’，我们被引导着进入了读者们、旁观者们、制度、合作、争端以及所有构成科学生活的那些互动的世界。”
经济学史家对于生平写作一直摇摆不定，矛盾重重。如威廉·加菲（William Jaffe）所问到的，传记应否成为经济学史叙事的一员，或者真如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所坚持认为的——这类记述与思想史毫无关系呢？第一人称的叙述又将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在构建我们的历史上，我们会利用自传材料，但是作为一门学科，我们一直没有就这些材料是如何以及为何产生以及保存的，进行过严肃的考虑，我们也没有想过这些材料应该如何被当代历史学家们阅读和解释。在我们所做的思考之中，我们利用访谈和口述史这类关于传主的材料，因为我们试图去理解这些人在经济学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什么。但是，对于这类对话和证言，我们该作何解释呢？
我们不能完全模仿科学史家所给出的答案。经济学史和科学史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差异。与科学史家不同，经济学史家并不是站在他们要研究的学科的“大门外”，他们往往对经济学家的生活相对熟悉，因此，对于这些人的生活，他们对其中存在的各种偶然性多多少少会心有戚戚焉。在经济学史中，自传与传记差别不大，而就其大部分而言，经济学史家在他们的思想建构过程中已经谨慎地使用到了这些自我陈述。尽管很少有经济学家的传记可以和诸如理查德·S.维斯特佛（Richard S.Westfall）所做的牛顿传相比肩，但是，经济学家们自己也和经济史学家一样在部分地将构筑传记作为他工作的一部分。
通过短篇传记、长篇传记、对谈片段和短篇传记文集这类可以取得的资料，有关生活叙事的研究文献不断增长，鉴于此，我们认为将这些材料更加充分地展示在经济学史家的面前，引起他们的注意，已经是时候了。我们最初征集稿件时即要求题材可以多种多样，举凡对自传材料的处理，对英雄和反面人物的写作，有关科学传记和文学传记之间的关系，与传主生平在近来历史中相关的各类记录，还有其他诸如此类的题材，都可以入选。我们收到了大量来稿，对此感到非常满意，最终我们将2006年HOPE会议的文章结集出版，这些文章涉及经济史学家需要关注到的方方面面。除了经济学史家之外，还有一些入选者来自文学、历史和社会学领域。会议的主题推陈出新，这就意味着参会者不必总是固守在一成不变的个人宣讲方式之下。因此，这次HOPE会议还包括与会者细致聆听相关人员的研究展示，对一些新的思想进行讨论，对于在会议上完成的工作进行集体性的重新思考。另外，即便大家不一定都达成了共识，这次会议至少深化了与会者之间对经济学史中的传记和自传写作的理解。
本书以思想传记的前景、局限之讨论开篇。马拉奇·哈克恩（Malachi Hacohen）这样对我们提出挑战，他问道，传记作者是否了解我们本该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所汲取的教训，彼时传记写作失去了活力，处于被流放的境地，不再相信思想史学者能够对这一领域做出什么贡献。传记是不是已经变成了一个不值得为其付出的自感卑贱的事情呢？它所宣扬的那些优势——对于个体生活的情境逻辑所具有的精确性能够就创造的可能性与局限性进行阐释，而且可以揭示彰显个体决策的集体结构——在认识到了其弱点之后还值得继续关注吗？哈克恩认为，当年的那些思想传记在流行话语的演进过程中所能给出的阐释并不多，它们对个体思想者的思想对他们追求其生活中各类事情的社会和思想世界的印象也解释得不够好。
杰里米·波普金（JeremyPopkin）也指出了自我和传记写作中更加宽阔的世界之间存在的关系。他这样问道，当一位学者，一位在某一学科领域为追求知识和理解这个世界而穷尽一生之人，开始撰写自传之时，到底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这位作者自己的专业学术训练与他的传记写作之间会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尤其是，这种由经济学家构造起来的生平故事与那些历史学家或文学批评家构造起来的故事又有什么不同呢？波普金认为，所有优秀的学术著作都从学者那独一无二的激情之中获得了能量。不过，学术训练也可以为自我的认识提供手段。学术传记以学科范式所塑造的方式来对自己的人生进行架构，这些学科范式是作者在其学术生涯中使用的，以至于某种程度上要把真实的“自我”与取得职业成功的那个个人彼此分开几乎是不可能的。
本书第二部分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经济学家是怎样在其思想研究中运用传记这种方式的。罗杰·巴克豪斯（Roger Backhouse）对经济学中更加丰富多彩的生平写作中的一种进行了验看，这种类型就是短篇传记文集，它们在尽其可能地帮助我们认识知识乃是经济学家们彼此交流的产物。可能通过检视除了少数几位值得为其树立长篇传记的学者之外的其他学者们的生平和贡献，我们有希望去理解有关流行话语演进的轨迹。罗伯特·迪曼德（Robert Dimand）对妖魔化和英雄化过去时代的经济学家的意义进行了思考，他认为，那些未经深思的宣扬和中伤既有好处，也有代价，二者各半。对传奇性格和脱离现实生活的性格特征的塑造，或许至少可以吸引到某些人对这些思想遗产的关注，如果没有这类戏剧性的表达，很可能会为只重视当下的科学氛围所遗忘。本质上来说，这类故事虽然本身存在着缺陷，但却可以为新的研究和思考提供机会。威廉姆·科尔曼（William Coleman）在他的论文中对类似的主题进行了考察，这篇文章反映了他对澳大利亚公共生活中经济学家的群体传记的研究成果。和巴克豪斯一样，科尔曼也问道，我们通过撰写“如同镜子一样的别人的生平”中可以学到什么，而且他也和巴克豪斯一样总结道，群体传记可能更加能够让我们去理解经济学的演化过程，经济学乃是一门社会性参与的学科，在这个过程中，群体传记较之于伟大思想家的个体传记要更有力。
第三部分关注的是叙事身份和经济学家使用生平写作来创造自己的和群体的身份这类主题。保罗·约翰·伊金将我们带回到了19世纪，他问道，变化着的经济条件是如何反映到普通人的经济生活中去的，这个问题曾由亨利·梅修（Henry Mayhew）“卖豆瓣菜的八岁小女孩”的故事予以精彩地阐发过。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一个童工是如何来理解她的经济贡献的，以及她的看法与20世纪的自传作家们所给出的参考存在着系统性的差别吗？麦克·里亚（Mike Reay）也涉足了同样的主题，他问道，20世纪的经济学家是如何理解作为经济学家的他们自己的，以及这种理解是如何反映在他所做的那些访谈中的，他的访谈对象包括工作在不同的学术和非学术机构中的美国经济学家。经济学家的子群的身份也非常有意义。当我们说“芝加哥”经济学家或“异端”经济学家时，我们在指什么？罗斯·艾米特（Ross Emmett）对前者进行了审视，提亚哥·马塔（Tiago Mata）和弗莱德·李（Fred Lee）则关注了第二个，他们使用的都是访谈和口述史这样的办法。
第四部分转向一系列对具体的经济学家所做的传记研究。克里斯汀·泰尔（Christine There）和劳伊克·查尔斯（Loic Charles）完成了一项对弗朗西斯·魁奈的过往传记的知识考古，通过发现祭文、学术期刊出版的短篇颂词以及长篇传记，他们做了一项非常出色的研究。他们表明，在某些传记中不可避免存在的神话是如何得到加强，并保留在更多的学者传记中的，最终这带给我们的是一幅传主的同时代人根本无从辨别的图画，而这些同时代人才是更加理解当时的背景，以及对不同时代的文体更加熟悉的修辞方式的。他们通过魁奈传记这样一个窗口，为我们揭示了18世纪波旁王朝的历史画面，泰尔和查尔斯对当时学者们的雄心壮志进行了丰富和细致的描绘。让-奥特玛尔·荷西（Jan-Otmar Hesse）回到了一个至少在很多这类著作中都被隐在背后的主题。到底是什么把一名经济学家与其他的学者区分开来的呢，要知道，在有些情况下，以及更可能在早期阶段，经济学家并不是纯粹的学者，他们都是在大学之外讨生活的人。他通过对L.阿尔伯特·哈恩（L.Albert Hahn）的研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个人的开拓性行为是否不仅有助于塑造他们为其自身所塑造的身份，而且最终也塑造了其经济著作的撰写呢。罗伯特·伦纳德（Robert Leonard）关注奥斯卡·摩根斯坦（Oscar Morgenstern）的性格特征，以反思20世纪20年代对均衡和数学的影响。这是否模糊了传记中主客观之间的界限呢，有些与会者发出了这样的疑问，或者说，它是不是只就那些存在于传记作者和传主之间的不稳定的以及可渗透的边界予以诚实地披露进行反思呢？[[2]]克劳福德·D.古德温（Craufurd D.Goodwin）和帕特里西亚·劳伦斯（Patricia Laurence）两人对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生平和著作中社会、艺术和友谊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了探究。古德温提到，经济学史家很少去对他们研究对象的个人生活进行更为宽广的研究，这一点远不如政治、文化和企业领袖的传记作者。他的文章对凯恩斯著作中某些特别令人感到困惑的地方进行了研究，其中包括他对人们该如何生活在一个更高等的市场经济中的思考等。查看凯恩斯与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关系便可发现，此人对20世纪的小说之影响，堪与凯恩斯对经济学的影响相媲美，古德温问道，伍尔夫是否对凯恩斯世界观的发展造成了影响，这本身也是特别值得经济学史家关注的。劳伦斯从一个更加宽广的视角提出了一类类似的问题，主要是研究布鲁姆斯伯里团体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影响凯恩斯对艺术的兴趣的。
第五部分包括了三篇对著名的经济学传记的反思，其所立足的问题是经济学史中更为宏大的课题。唐·莫格里奇（Don Moggridge）在他关于哈利·约翰森（Harry Johnson）的传记中对如何使用自传材料进行了思考。布鲁斯·考德威尔（Bruce Caldwell）这位弗里德里希·A.哈耶克的传记作者，从他研究哈耶克的沟沟坎坎中给我们一系列的注记，这些沟沟坎坎都是他在写作20世纪经济学界最伟大学者之一的生平时所遇到的问题。彼得·格罗尼韦根（Peter Groenewegen）不仅回顾了他的马歇尔传记的写作，而且也对读者的反响进行了回应，他提醒我们，传记不仅是传主与传记作者之间的简单对话，而且最终躲不开的还有与读者之间的对话。
本书最终以罗伊·温特劳布的个人思考来做结语，在这篇结语中，他提出了很多关涉到生平写作的主题，并提醒我们为什么这类题材在读者中间能够引起这么大的反响。毕竟，创造一种生活，本身就是我们所有都涉乎其中的工程。
个人后记
E. 罗伊·温特劳布
蒂莫西·加尔顿·艾什（Timothy Garton Ash）的个人史《档案》（1997）讲述了艾什这位成熟的历史学家兼记者，如何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回到柏林的故事；他曾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柏林读书。此次旅行，他获得了东德国家安全局斯塔西为之保留的档案。他在浏览这份档案的过程中，试着去了解这份档案记录的生活，理解它勾勒的这个人、这个他。查阅了他保留的同期日记以及他当时寄出和收到的不计其数的信件之后，他写道：
去探寻自己将曾经的生活遗忘了多少，绝对是件令人苦恼的事情。即便现在手握这份备忘记录材料——档案、日记和信件——我仍旧只能摸索着去重现想象之中曾经的我。因为每个人……都是在对记忆和忘记的不断混合中建立起来的。但是，如果我连自己在十五年前的样子都无法描绘出来，我又有什么机会能够撰写出别人的历史呢？（221）
如每位历史学家所期望的那样，艾什试图借助偶然情况在时间、地点和团体方面的更多交汇，来重构情境化的个人故事。但我们很少有机会像艾什那样，可以利用关于自己生活的外部记录来延缓我们的回忆和重大事记。再者，就像杰里米·波普金（Jeremy Popkin）在《历史、历史学家与自传》（2005）中讲述的那样，尝试自传写作的历史学家处于一个两难境地：他们不得不让历史学家的情感对抗自己的自传记述和私人情感，因为叙述自己的生活时难免夹杂些许个人感情。同时，我们很难提供一份高度分层的情境化记述，所以当对方是同一位历史学家时，这位历史学家就会试着构思出另一种记述。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984,34-34e）说得恰如其分：“再没有事情像不欺骗自己一样困难了。”
当治疗师和一位当事人一起试着重现一个更加有益于当前生活的自我故事时，他们必须要面对自我欺骗，即便这种观点不幸表明其间存在一个我们无法企及的真实故事。但是，即便治疗师帮助当事人意识到，个人故事最好多少有些实用的特点，而非是正确或错误的特点，这个问题仍会使得一些人遭受历史情感的折磨。
最近，读到耶罗姆·卡拉贝尔（Jerome Karabel）的作品《中意者》（2005）时，我深刻地意识到了这种困难。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录用与拒绝的隐秘史》，它让我感到不安。因为我那五岁的儿子和大学教师的侄子，我过去一直是用哈佛、耶鲁、哥伦比亚以及其他大学的奖旗来装饰房间的。我的父亲在20世纪30年代就成为纽约大学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可他依然是在获得纽约圣约翰大学的全职教授职位之后，才成为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系的第二位犹太人。他始终认为这种不公平的道路不会重现在我身上。因为我不像他，我会取得优异的成绩和毫无瑕疵的经历记录（这样会取得特别高的大学理事会得分），它们足以保证我被最好的学校录用，进而确保我获得进入最优秀的学术机构的机会（大概是要继续他的工作）。随着二战的胜利和战后罗斯福自由主义共识的凸显，对我的家庭来说，美国梦的实现指日可待。自十二岁起，我就一直抱着学术成功就会带来大学录取通知奖励的思想来勾勒我的学校生活，而且我也清楚地知道那到底意味着什么，因为我已经拿到了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的学院概况一览表。卡拉贝尔的历史讲述了地狱里为何没有雪人的机会的故事，对于我也是如此，我本该在1960年被哈佛大学或是耶鲁大学录取的。卡拉贝尔所揭露的正是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如何共同或是单独地将大多数犹太人拒之门外的记录。
我在1960年创作且保存至今的生平记述，主要关注的就是我被哈佛和耶鲁拒之门外的失败之事。我在1960年失败了，这次被拒使得我的相对价值开始准确地沿着我之前被教授的方法来定义自我，也就是，学术成功和学校的天赋与成就检验这个人的成绩。因此，在最后几个月里，我不得不重新创作我自己的生平叙文中的某一部分。我不得不重新情境化我自己的经历以便理解我大学录取通知简介上那段话的含义：“一位个头矮小、皮肤黝黑，且（对于面试官来说）容易辨认的犹太人，来自大西洋沿岸中部某州的郊区公立学校。”尽管我个人对自己取得的成就非常满意，但无论父亲告诉过我什么，无论我的老师说过什么，它们从未帮上什么，也从未成为我获取哈佛或耶鲁大学的录取凭证的工具。在我自身的自传记述中（Weintraub 2002,250-251），关于这段经历的初稿忽略了卡拉贝尔的语境，现在看来，这段描述的不完整似乎把我置于困窘不堪之境地。
自传记述和历史学家们在故事的尺度和框架上存在的分歧非常明显，尽管它们几乎并未引起那些可以在经济学家的私人证词和文本解释之间轻松游走的经济史学家们的注意。虽然艾什这本书的情况相反，但他很少用著者的自我意识来处理历史、传记和自传之间的联系。20世纪90年代，当时我试图创作出一本关于20世纪的数学和经济学的联合历史作品、一本关于我的经济学家父亲和他的数学家兄弟的传记，以及我自己作为数理经济学家的自传，可在经济学说史中没有关于这种著作的模型，也没有任何经济史学家的讨论可以警示我这项工程有多么困难。所以从真正意义上讲，我一直等了十多年才开始让我的那些在这个子学科耕耘的同事来面对这些事情。当我在艾佛林·佛哥特这里找到了一位志同道合的探索者时，我们就着手组织2006年4月在杜克举行会议，以方便经济学史家们提出创作和利用生平记述时的各种复杂情况。这本书荟萃的与会者的稿件，实际上标志着他们自己对经济学说史中的他传与自传的高度重视，或许还能帮助我们发现一些新的方式来思考经济学家的人生。
作者简介
罗杰·E.巴克豪斯（Roger E.Backhouse），英国伯明翰大学的历史兼经济哲学教授，《平凡的商业人生》（2002）一书的作者。
布鲁斯·考德威尔（Bruce Caldwell）在格林斯博罗的北卡罗来纳大学教授经济思想史。过去两十年间，他的研究一直集中于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兼社会理论家弗里德里希·A.哈耶克的多层面著作。2002年起，他开始担任《F. A.哈耶克作品集》的总编辑，最终会呈现出一套权威的哈耶克著作学术文集。他那本题为《哈耶克的挑战》的学术传记在2004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
劳伊克·查尔斯（Loïc Charles）是巴黎第二大学的经济学副教授，还是巴黎国家人口研究所的会员研究员。他主要的研究兴趣是18世纪的法国经济思想史。他已经就这个主题在《欧洲经济思想史杂志》和HOPE会议上发表了数篇文章。他目前正在准备呈现给克里斯汀·泰尔（Christine There）一本关于弗朗西斯·魁奈（Francois Quesnay）和重农主义的书籍。
威廉姆·科尔曼（William Coleman）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学院的一位讲师。他已经撰写了经济学在社会中的角逐地位的大量作品。2003年，他的《经济学及其敌人》一书赢得了美国图书馆协会颁发的优秀学术称号奖。1997年，他凭借自己在1995年出版的《经济学起源中的理性主义与反理性主义》一书，赢得了经济学社会史最佳标题奖。
罗伯特·W.迪曼德（Robert W. Dimand）是加拿大安大略省圣凯瑟琳斯市布鲁克大学的一名经济学教授。作为麦吉尔大学和耶鲁大学的毕业生，他撰写了《凯恩斯革命的起源》（1988）一书，与人合著了《妇女在古典经济思想中的地位》（与C.尼兰德（C. Nyland）；2003）和《庆祝欧文·费雪》两本书，同时编辑了《国际经济学的起源》（2004）和《欧文·费雪：批评性的回应》（2007）两本著作。
保罗·约翰·伊金（Paul John Eakin）已经发表了大量关于自传与他传写作的作品。他最新的作品是《我们的生活怎么成为故事：创造自我》（1999）和一本编纂的论文集《传记写作的道德准则》（2004）。他刚刚完成了一本关于自传和叙事认同的作品。伊金是印第安大学鲁特·N.郝尔丝英语名誉教授。
罗斯·B.艾米特（Rose B. Emmett）是密歇根州立大学詹姆斯·麦迪逊学院的政治经济学兼政治理论和宪政民主副教授。他编纂了一本由劳特利奇出版社出版的论文集《弗兰克·奈特和美国经济学的芝加哥学派》，同时编纂了出自埃尔加出版社的《芝加哥经济学派手册》。他与瓦伦·萨缪尔斯（Warren Samuels）和杰夫·比德尔（Jeff Biddle）共同编纂了《经济思想史和方法论研究》。
艾佛林·L.佛哥特（Evelyn L. Forget）是加拿大马尼托巴湖大学医学系的经济学教授。她特别感兴趣的是政策和决策制定者如何理解和运用经济学，这一兴趣主要体现在她的著作和文章之中，其中包括《让-巴蒂斯特·萨伊的社会经济学》（1999）和《女性经济学家传记辞典》（与罗伯特·迪曼德和玛丽·安娜·迪曼德（Mary Ann Dimand）合著）。她当前的项目中包含了一些由北美洲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间执行的关于保障年收入的田野实验研究。
克劳福德·D.古德温（Craufurd D.Goodwin）是杜克大学的詹姆斯·B.杜克（James B. Duke）经济学教授，他曾在此担任过经济系主任、副教务长和研究生院院长。《政治经济史》的编辑兼《现代经济学的历史视角》系列书籍编辑，最近发表了一些关于布鲁姆斯伯里小圈子的文章，同时编辑了罗杰·弗莱的论文集《艺术与市场：罗杰·弗莱的商业艺术》（1998）。他最近在研究艾尔多·列奥波尔得（Aldo Leopold）的环境道德准则和对功利主义经济学的批判回应。
彼得·格罗尼韦根（Peter Groenewegen）是悉尼大学的荣休经济学教授，对经济思想史的许多方面都做出了广泛贡献。最近，他为帕尔格雷夫?米兰网址麦克米伦出版社完成了对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经济思想的评估，目前正在完善一本关于悉尼大学经济系的历史的书籍。
马拉奇·汉姆·哈克恩（Malachi Haim Hacohen）是杜克大学的历史学、政治学兼宗教学副教授，同时还是一位贝斯研究员。他的《卡尔·波普尔：形成期》（2000）被AHA授予了赫伯特·巴克斯特·亚当姆斯（Herbert Baxter Adams）奖和维克特·阿德勒（Victor Adler）国家奖（奥地利国家奖）。他的研究目前集中于中欧的知识分子、犹太教与基督教的关系以及欧洲单一民族国家的多元文化和民族国家困境方面。最近出版的著作包括：《从帝王政权到世界主义：中欧的犹太知识分子，1867—1968》（2006）；在由鲁特·格兰特（Ruth Grant）编辑的《命名邪恶，判定邪恶》上发表的《自由主义的困境与道德判断》（2006）和在由伊安·加尔威（Ian Jarvie）和大卫·米勒（David Miller）编辑的《卡尔·波普尔百年活动》上发表的《学术领域的青年波普尔》（2005）。
让-奥特玛尔·荷西（Jan-Otmar Hesse）是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歌德大学的经济学和社会历史学讲师。他正在筹备一本关于1945至1975年间的德国经济学历史的书籍。他最近发表了关于经济秩序语义学和纳粹德国经济学教科书的竞争的文章，以及关于米歇尔·福柯对秩序自由主义和社会市场经济的观点的文章。
帕特里西亚·劳伦斯（Patricia Laurence）是纽约市立大学的英语教授，目前任教于布鲁克林学院。她最近出版了一本专著：《朱利安·贝尔：暴力的和平主义者》（2006）和一本群体传记：《丽丽·布里斯克的中国眼光：布鲁姆斯伯里、现代主义与中国》（2003）。
弗里德里克·S.李（Frederic S. Lee）是密苏里大学堪萨斯分校的经济学教授。他研究的是非正统经济学。他已经就非正统经济学的历史撰写了许多文章，并已发表在各种非正统经济学杂志上。
罗伯特·伦纳德（Robert Leonard）是魁北克大学蒙特利尔分校的经济学教授。他撰写科学与文化背景下的20世纪的经济学历史；他的著作《冯·诺依曼和摩根斯坦与博弈论的创立，1900—1960》将于2008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提亚哥·马塔（Tiago Mata）是葡萄牙里斯本技术大学的博士后研究员。2005年，他以题为“经济学争议：激进的政治经济学和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整理，1960—1980”的论文取得了伦敦经济学院的博士学位。他目前正在研究经济学知识在美国和英国大众媒体中的表现。
D.E.莫格里奇（D. E. Moggridge）是多伦多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他曾（和伊丽莎白·约翰森（Elizabeth Johnson）一起）为皇家经济协会编辑《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全集》（1971-889），与苏珊·霍森一起编辑詹姆斯·米德和莱昂内尔·罗宾斯的日记；还是《梅纳德·凯恩斯：一位经济学家的传记》（1992）和《哈利·约翰森：在经济学里度过的一生》（2008）两书的作者。
杰里米·D.波普金（Jeremy D. Popkin）是肯塔基州大学的T. 小马歇尔·哈恩的历史学教授。除了关于法国历史的作品之外，波普金教授还出版了《历史、历史学家与自传》（2005）一书和一系列关于学术自传的不同方面的文章。他最新的著作《直面激进改革：海地起义的目击者证词》（2008）一书以第一人称这种非常不同的文学形式进行描绘：以目击者的眼光描述导致1804年海地独立战争爆发的伟大奴隶起义。
麦克·里亚（Mike Reay）是科罗拉多学院的一名社会学访学助理教授。他对经济活动和专家的权威比较感兴趣，尤其是对知识、忽视和个体与社会位置之间的误解类型这些方面感兴趣，其中，诸如不同的职业之类的社会位置会在一定程度上将彼此隔离。他在研究这些主题时不仅涵盖美国经济学的情况，而且在更为广泛的程度上研究科学权威理论、隐性知识、不同亚文化的消费者商品评价，以及无意识大学的本质。
克里斯汀·泰尔（Christine There）是巴黎国家人口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她专攻法国的政治经济史，而且撰写了它在1789年前的历史。最近，她与劳伊克·查尔斯和让-克劳迪·皮罗特（Jean-Claude Perrot）合编了《弗朗西斯·魁奈的综合经济工作和其他文章》（2005）。
E.罗伊·温特劳布（E. Roy Weintraub）被培训成了一位数学家，尽管他的专业职业曾是一位经济学家。近些年来，他的研究和教学活动都重点集中于20世纪的数学和经济学的交叉历史。他在经济学说史方面的工作帮助他形成了对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理解：他的《一般均衡理论》（1985）、《稳定动态》（1991）、《发展中的博弈论历史》（编辑）（1992）和《经济学如何成为数学科学》（2002）已经记录了经济学从一门历史学科转向一门数学学科的转变过程。作为经济学说史协会的前任主席，他是七本书籍的作者、另外三本书籍的编辑，同时在专业杂志和编纂文集中发表了不计其数的文章。他的著作也被翻成日文、中文、法语、希腊语、西班牙语、匈牙利语和意大利语。目前，他是政治经济史和经济学公报的副编辑，是《科学与文化理论》系列著作的联合编辑。
来源：清华金融评论
编辑：PA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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